八个细节告诉你，美国高等教育为何全球领先！

很多美国移民选择美国都是考虑到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五月的波士顿，总算送别了任性的暴雪与冻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枫树与橡树狠命地抽着绿芽，查尔斯河中成群的黑头雁与野鸭也开始 “调戏”起岸边拿着面包屑的游客。

（地处查尔斯河畔的MIT麻省理工学院）

1636年9月，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首批英国清教徒移民，正是在这查尔斯河畔建起了美国第一所高等学府——哈佛大学。他们在这片被喻为“新英格兰”的土地中，依然难忘英国牛津与剑桥大学的荣光，除了给波士顿大都市区的两处核心地域命名为“牛津市”和“剑桥市”外，还将剑桥大学的主要建制完全投射于哈佛大学之中。时光荏苒，当时大概没有人会料到，完全模仿于剑桥的哈佛大学会在300多年后实现了对剑桥的超越，《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与《泰晤士世界声誉排名》自首次发布以来，哈佛大学就一直位列为榜首。

（传说触摸约翰·哈佛雕像的左脚会带来好运，于是雕像的左脚被游客摸得金光闪闪）

（始建于1915年的哈佛Widener图书馆，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哈佛大学成立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开始逐步发力，由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所不断创立的课程规范、录取程序、助学金原则，甚至大学生活的仪式和典礼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大学的主流范式，并促使美国迅速成为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

（哥特式建筑风格的耶鲁Sterling图书馆）

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发布的《2016年门户开放报告》，2016年留美人数再创新高，首次突破一百万，其中中国留学生达到328547人，同比增长8.1%，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1.5%，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赴美留学最大生源国。美国高等教育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构建起如此强势的全球声望与学子感召力？在美留学究竟是何种体验？一直萦绕心头的疑问，终于有机会得以在访学期间细细体验，特将一些感受与好友分享一二。

最初在美国东北大学、麻省理工、哈佛大学、塔弗茨大学听课时，总感觉美国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要比中国大学老师轻松很多，他们在课上实际讲授的内容不多，总是采用分组讨论、课题演讲、案例展示等形式将很多课堂时间交给学生。后来听课时间久了，才逐渐感受到其中的奥妙。

（美国东北大学Miso教授的“用户体验设计”课程）

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在学生群体中所形成的权威性主要源于其对于某个专业领域知识的精通。教师的这种专业权威性曾促使 “聆听教诲”成为校园课堂中的主要授课模式，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听由教师教导其未来进入社会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规范和价值。在大多数时候，教师们也总是不自觉地试图把自己的观点、意志或价值观强加给学生们。但随着信息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知识壁垒与信息不对称逐渐被消解，源于专业知识优势的教师权威性基础也随之逐渐坍塌。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大学课堂上，老师在台上讲课，台下学生往往会通过笔记本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随时查询课堂中的教授内容，coursera、可汗学院、lynda等网络在线教育平台则提供了世界顶尖教师的专业课程。

因此，当下的学生不再像以往一样对高校及其教员身怀敬畏之心，不再仅仅通过听课来接受知识学习和让教师来决定什么值得去了解和学习。学生们可就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借助互联网轻而易举地获取整个专业的“知识图谱”，以及该领域最权威人士的最新学术成果。对于已习惯多线程处理信息的“网生代”学生，以往线性传播专业知识的“独白式”讲课模式，俨然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美国东北大学在图书馆的自习室里为学生配备双屏显示器电脑）

美国大学一直秉承着苏格拉底的教学理念：学习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孤立的过程，需要采取新的表达形式，并普遍将“指引学生如何思考和如何选择”作为大学的主要目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EARL HALL穹顶教学楼的大门上方镌刻着：Erected for the Students that Religion and Learning may Go Hand in Hand and Character Grow with Knowledge.——为学生之信仰与学习携手齐行，品格与知识共同成长而造。）

美国高校教师在课堂中更像是一位主持人或教练，他们大多不会简单粗暴地向学生灌输知识与科学结论，不会擅自替学生来回答某个学术问题，而是通过精细的课程设计，让学生通过发现问题、海量阅读、文献查证、小组讨论、个人演讲、课堂答辩等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来促使学生不断深入思辨，让他们自己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一场精心设计的课堂讨论往往会促使学生的思维沉浸在多个思考角度中，这对于促使学生独立心智的成长颇为有效。美国大学的课堂也早已突破“概念-分类-历史-属性-未来”等类似线性内容的教师独白式授课模式，而是采用“观察-移情-发现问题-调研-查找文献-寻找答案-验证答案”等类似螺旋式课程模式来探索本课程的知识脉络、学术规律以及背后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课堂中呈现出的是一种相互对话与反复质询的交互机制。

（跟同事一起在MIT听课 徐琦老师/摄影）

美国大学这种生动有效的互动课堂模式，一方面需要依赖高校教师高超的课程设计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以“小班”教学作为基础支撑。而“小班教学”则意味着需要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尽管很多美国大学财务状况十分紧张，但各个大学却异常坚定地捍卫着“小班”原则。

（哈佛大学教授Thomas在大众文化课程中与学生一起讨论鲍勃·迪伦）

（网上盛传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4点座无虚席”照片并不是在哈佛）

但在我访学期间，通过参访哈佛、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塔弗茨、东北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学校后，却发现此文虽有造作夸张之嫌，但文中大部分所述也非虚言，尤其是美国高校通过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精细的教学管理体系，对学生形成了有效的“他律”压力机制。

（需提前抢位子的图书馆自习室）

在美国大学的第一节课上，每位同学会拿到一份该课程的教学计划表，表单中详细描述了课程的教学目标、考核方式与评分细则、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以及相关阅读书目或参考网站，老师还会在课上做详细说明。学生一旦确认选修这门课程，就得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表中的规定执行。教师同时会按照计划表中的要求对平时作业、课堂讨论、结课作业及时计分，如果某位学生在上课期间的平时分数过低时，还会收到教师的“黄牌警告”。若最终课程分数不及格，这位挂科学生就得另交一笔费用不菲的课程重修费（最便宜的州公立大学，每一学分大概需要450-550美金左右，每一门课2-3个学分不等）。

(在MIT听课时，课前领到七页纸课程计划表)

在学校网站上，还能随时查到与本专业相关的所有课程大纲：http://cmsw.mit.edu/education/subject-lists/cms

反观国内大学，尽管教师也写教学大纲，但一般情况是写完提交学校归档后就算完成了任务，之后很少会做修改，而没能成为与学生进行教学沟通，并对自身教学和学生学习形成有效管理的手段。学生在上课前只能对该课程有个大概了解，很难全面获悉每节课的实际教授内容与具体要求。

美国大学教师一般会在课前详细规定每节课的阅读内容甚至阅读页数，学生在上课期间要面临大量的专业书籍阅读任务以及平时作业，要是课前完不成规定任务，不仅会在课堂讨论时面临巨大尴尬，更会极大影响结课成绩。国内部分教师也会在课上提供一些相关书目，但由于缺少具体量化要求，以及课堂讨论等相关考查督促机制，专业书籍的看与不看全凭学生个人自觉，从而难以有效激发和督促学生的实际课后阅读行为。

国内大学的课程考核方式一般更注重结果，尤其是人文社科与艺术类的课程，大部分教师一般只是在课上布置一个论文题目或是创作作业，直到期末才进行考试或收取作业，课程期间的要求很松。由于学习评价体系过于依赖期末考试的分数结果，中间缺乏“过程管理”，从而致使学生在上课期间缺少有效压力，很容易形成平日休闲娱乐，考前熬夜突击应付的学习习惯。而美国大学生对平时学习更为重视，通过建立有效的过程量化评分体系以及繁重的课业量，促使学生在平日学习中也丝毫不敢马虎，很少有学生还能有精力去沉迷网游、网剧或睡懒觉，从而有效保证了学习深度与品质。

在美国大学课堂上，“上课睡觉”、“不参与发言”、“迟到”、“上课看手机”都会被视为很不礼貌的课堂行为，美国教授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尊重教师、不在意学习的一种表现，有时后果还会很严重，会直接影响到平时成绩。美国大学教师一般不会在课上做出勤点到或在课上直接批评学生，课堂秩序主要是通过课程评分制度以及常年形成的课堂文化礼仪进行维系，而这种课堂礼仪文化的力量要比纪律的约束更为有效。

除了这些隐性的课堂礼仪外，还有一些常规性的课堂仪式，比如结课作业演讲、论文答辩以及毕业展。在结课作业展示环节，学生都会面临很大压力，因为任课老师一般会邀请来很多相关专业课教师以及不同年级学生一同在台下旁听，每位同学都要上台进行作业展示并接受现场答辩。

（任课老师邀请多位专业教师一同在台下旁听作业汇报，并现场提问）

毕业论文答辩一般都安排在带观众席的报告厅或剧场进行，面向全校师生开放。教师们会着正装出席，答辩时间会很长，论文陈述加上答辩时间常常会超过3个小时，答辩会后还会举办一个小型的庆祝会。与国内不同是，美国东北大学等学校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在答辩前，还要求必须要找到一定数量的论文读者，每一位读者的名字还会被印到论文的封面上，以促使学生在论文写作中需要不断倾听读者的意见，在多元视角和思路中不断修正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艺术类专业学生的毕设作品还会在学校的组织下举行数周的毕业作品展，自己的学业成果无论好与坏，都得放在学校的展厅中进行长期“公示”。

（“压力山大”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东北大学设计专业学生的毕设作品要在学校公共展厅里展示近1个月)

美国高校没有全国统一的管理制度，各州可自主制定高等教育法及其相关管理规则。公立大学一般归口各州的议会和州政府主管，但学校具体的管理权限主要交由高校董事会，私立大学则完全由校董事会领导，不受政府部门控制。美国各高校间，通过充分的行业竞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师资管理模式，并促使高校教师职业本身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声望，从而不断吸附社会精英人才加入其中。

美国大学教师的平均薪酬在整个国民职业体系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据2015年国劳工部发布的《全美职业就业与收入评估》数据显示，大学教师平均年薪为77480美元，折合人民币53万余元。其中讲师薪酬偏低大约大5万美元，助理教授的年薪约8万美元，副教授8-10万，教授12-18万美元。

除此之外，在美国1980年《拜杜法案》的激励之下，美国高校不断加强自身科研转化能力，很多大学纷纷成立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OTL： Office of Technology and Licensing），概念证明中心(POCC：Proof of Concept Centers)等相关机构，并培养了一大批懂科研、懂法律、懂商业的技术转化职业经理人，这些职业经理人会帮助教授的科研成果有效实现商业市场转化。教授只需在学校安心从事研发即可，节省了大量的宝贵时间与精力，同时还能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收入。这种科研转化机制的建立，对于整个美国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促使美国社会中形成了有效的知识创新生态体系，高校科研成果-资本-人力-社会需求之间实现了有效对接与相互激发，从而不断推动美国在科技、军事、医疗、教育等领域在全球持续保持领先优势。

（斯坦福大学不仅创建了硅谷传奇，其首创的科研成果转化中心亦取得骄人成绩）

（美国东北大学技术成果转化中心大楼）

为有效保证学校师资水平，美国高校普遍实行教师公开招聘制以及严格透明的招聘考核程序。教师招聘信息告必须要刊登在本专业的杂志、公开发行的报纸或知名网站上，一个高校教师职位往往会吸引来几百名名应聘者。学校还会成立专门的跨部门考评小组，按照提前公布的考核程序对应聘者逐一考查。

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之后的新入职年轻教师，又要立即面临美国高校“非升即走”的巨大工作压力。新入职的教师要与学校签订一份包括了聘用职称、科研与教学要求、聘期、工资、福利等详细内容的聘用合同，双方需共同严格遵守聘约。如果教师在任期满后，其教学、科研成绩没有达到要求，未能得到晋升，就必须离开学校，另谋他职。

美国高校教师职称共分为：助教（Instructor）-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教授（Professor）。为了有效稳定学校教师骨干，美国高校还普遍实行终身教授制（Tenure System）。一位教师一旦被确认是优秀的教授，将会获得终身聘用。学校会为终身教授提供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研究机会、永久的就业保障和稳定的经济收入。

美国高校的信息数据化程度较高，师生入校后每人会得到一个校园ID号，个人在学校中的所有相关数据信息与服务都会与这个ID号绑定。凭借这个ID号你可以在学校任意一台电脑上登入自己的电脑桌面以使用校园云服务，可以随时在校内外使用在线软件、数字学术期刊、lynda等网络在线课程、选课、作业提交、校内邮件服务、图书借阅、餐厅消费乃至电子产品折扣等多种服务。

（美国东北大学各学院里随处配备上网电脑，师生可凭借校园ID直接登录到自己的windows界面）

在东北大学，全校的打印机全部联网使用，极大提升了打印机的使用效率。在有三层楼的艺术学院里，总共只有3台联网打印机，教师若有需要打印的文件，直接通过自己的ID号联网打印就行。在学校的公共空间里，师生使用自己的校园ID卡，随时可以刷卡自助打印。

（自助式刷卡网络打印机）

（在图书馆里可以随时扫描、文字识别或打印资料文档）

为了更加有效服务于互动讨论式授课模式以及学生的小组作业讨论，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与教室里会放置有大量的白板、触摸屏与活动桌椅。

（东北大学图书馆为方便小组讨论而设计的环形工作区）

（美国东北大学移动桌椅教室）

 （配备有投影或触摸屏的自习室“包间”）

（配备了访客接待区的院长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面积近100多平米，还配有专职秘书，随时为师生和访客服务）

诚然，美国高等教育并非尽善尽美，如饱受诟病的高昂学费，名校精英阶层子女固化，公立大学经费不足等，并同时面临着社会经济不稳定、网络在线教育冲击、教职终身制的逐步崩溃、教师权威性降低等时代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外国竞争对手让美国其他行业的优势不再，美国高校却通过依赖其独立自主、兼容并包、自由竞争的生态机制，使其全球教育的主宰地位仍在延续，并通过其持续培育出的大量精英人才以及科研创新成果不断助推美国新产业的强势崛起。

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全球人才的自由流动，而美国，恰恰正处于这个系统的核心节点，访学期间，我时常会为美国名校群贤毕至、“万邦来朝”的宏大景象而感慨，但我更被美国大学中深入细节的教学理念、精准的管理水平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所打动。“钱学森之问”常常会在国人心中叩响，它已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题需要改革的勇气，观念的转变，同时也需要可执行的行动细节。愿以上不成熟的观察与思索，能抛砖引玉，并期待能有更多的中国教师一起携手，去不断改进我们身边的教育工作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