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被代表”的新移民

为了新生活而在十八世纪开始移民至北美的德国人是美国最大的一支移民群体，179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他们已经占据白人人口的 9%，较新的数字则称德裔美国人约占整体人口的 17%。

大量分布在南达科他、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斯等美国各州的德裔们被称作是“沉默的少数人”，这种说法可以描述这支移民在同化于主流社会方面的成功。然而在初期，德国人也是经历过在母文化和新“家”中来回摇摆甚至被迫作出选择的状态的。

比如，在一战期间一些出生于本土的移民对母国展示出的同情曾让处于新大陆的德裔社区倍感尴尬，罗斯福在 1915 年的哥伦布日时说过“一些最优秀的美国人是出生于海外的被归化的美国人。但是，一个混合美国人（hyphenated American）绝不是一个好美国人”。

Hyphenate 的意思是以连字符合连接，hyphenateAmerican 就是今天常说的“某裔美国人”，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罗斯福当年点名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英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等等，表示双面效忠是不可能的。

想要当一个好美国人必须抛弃连字符号，只当美国人。

战争期间，一些德国人因此遭到起诉、甚至入狱。一些激进的地方甚至禁止讲德语。而在内部，德裔社区也出现分化，有认同母国的人选择放弃美国回到家乡，也有人选择彻底美国化，穆勒变成米勒，施密特变成史密斯。

中国一直是排名靠前的移民输出国，在早期，我们移民以生存为目的的移民居多，在目的国并无多少话语权和存在感，对于他们自身，除非威胁到生存，也鲜有此类诉求。然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移民的结构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政治主张上都有了很大改变，经过多年累积之后，这群人在当地逐渐形成影响力。

在中产华人比较集中的移民国家，这几年针对华人以及背后势力的争论也在兴起。

前不久，澳籍华人富商周泽荣状告澳洲费尔法斯传媒（Fairfax Media）诽谤案的宣判，引来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澳大利亚人报》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诽谤案”——其源于费尔法斯传媒在2015年的一篇新闻报道，该报道暗示，周泽荣参与了对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的贿赂。

在澳洲华人圈，这是个异常敏感的关键时间。因为就在该案宣判的一个多星期前，另一个华人富商黄向墨被取消入籍权的事件也引得澳洲媒体称，这是一次针对所谓中国“代理人”展开的执法行动。

黄向墨事件传出后的第十天，128多家当地华人社团的抗议公开信被发表在《星岛日报》、《澳洲新报》的头版和《澳洲日报》内页刊。公开信称

“黄向墨先生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对于华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合法参政是沉重的打击，令本已弱势的华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更为弱势。”

同为华人富商，结局却有所不同。但类似的是，两起事件都在华人圈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

在澳洲生活了16年的冯先生就在当地媒体上质疑，120多个华人社团一夜发声，有没有经过内部的民主讨论？是否征得了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同时，这些社团能否代表100多万在澳洲生活的华人，也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冯先生所代表的，是相当一部分认同海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华人群体。

同样，周泽荣案件在让部分华人感到胜利喜悦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华人在当地华人论坛上发言称：“周博士胜诉，不是华人胜诉，周博士不等于华人，也代表不了华人”，反对声音则是：“在国外，每个华人都带表着华人群体。”

如同很多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向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少有参政议政。即使高调如黄向墨本人，也曾称对政治并不关心，只是花钱买安全感。

所以对于一些华人个体来说，这两起事件上部分华人的集体表态让他们略显尴尬，“被代表”把他们推上了海外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并影响了他们原本安分守己的生活：

“周也好黄也好，最多只代表他们那一阶层和圈子的，代表不了华人整体。至少代表不了我，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咱不凑这个热闹，总不能摁着我的头去凑吧。”

然而，愿意被代表的华人，也并不都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海外华人“标签化”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存在愿不愿意“被代表”，而是必然会“被代表”。

“谁能不能代表，不是你我愿不愿意的事情。而是其他族裔、政党、媒体对华人的看法、认知、甚至偏见和歧视。这个时候，他们是不会看个体的，就像大多数华人看待印度人、中东人时候的，并不会一个一个个体区别来对待。”

华人个体会有生存的尴尬感，华人社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人尴尬的存在。对于海外华人社团，华人内部对其的评价两极分化，一个普遍的疑问是，谁是华人社团背后的获利者？

早期，因为信息沟通不发达，海外华人需要同乡会等组织来互相在生活上扶持，并建立与家乡的联系。信息时代来临后，这种乡情的维系已不再那么紧密，加入社团的年轻新移民也越来越少，活动中出现的几乎都是些老面孔。

不仅如此，近年来有华人社团开始竭力追求当地政要的站台，或中国政府的支持。显然，得到中澳政要的“站台”越多，影响就越大，影响越大资源就越多。

澳洲新州华人议员王国忠就曾表示：“部分社团为争取官方（包括国内外）认同、为提升部分人眼中的所谓‘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对官方趋炎附势。”因为是华人议员身份，王国忠本人也经常出席华人社团的活动。他曾反思：社团争取官方认同，是坏事还是好事呢？

面对这种趋势下，“侨领”一词也慢慢变了味。甚至有不少人称，这是这些“侨领”带坏了风气，引发了这么多“间谍”事件和极端的中国威胁论，而自己却赚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尴尬的处境，让海外的华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站出来，向外界传递他们的态度。对于这部分只想过好自己小日子的华人来说，想当“沉默的大多数”闷声发财越来越难。

另一方面，华人群体在海外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小觑。此前澳洲一项调查显示，普通话已经成为澳洲除了英语之外的第二大语言，海外华人已经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利益的冲突也越来越多。

因此，在尴尬的处境下，“沉默”的华人移民们表现出两种心态。一种是对“被代表”和“标签化”的反感；另一种则是对得到主流声音承认的向往。相比128个社团联名抗议这种“割裂社会”的行为，拥有在当地主流社会的发言权，显然更能让他们拥有安全感。

敢于发声的华人越来越多，最明显的表现是当地华人议员的人数越来越多，除了出生在本土的二代移民华裔之外，已经有了一部分中国大陆出生的移民。

相比民间，主流声音的影响力更大，也更能汇聚华人群体的力量。比如前不久西澳参议员的辱华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后，华人议员王国忠两度发表声明，谴责该言论的同时，也公开了该辱华议员的邮箱地址，呼吁所有华人向其发邮件提出抗议，并得到了不少华人的响应。

得到主流声音的认可，不仅能消除海外华人生存的窘境，还有助于消解海外对中国的偏见。

四年前中澳签署自贸协议时，有一种威胁论是：中国人将大举来澳，导致数以千计的本地人失业。而让这种论调打脸的是，本地研究机构调查发现，协议生效以来获得来澳工作签证的中国大陆居民逐年减少，外国劳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移民在新环境中的贡献和冲突是一个永恒话题，德意志后裔在相似背景下的北美新大陆花了近一个世纪才能和谐共存，而不管是“意识形态” 还是 “文化背景” 都属于彻底外来者的华裔，必定会遭受 “有色眼镜” 审视，这些困扰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以认同感抱成一团，维护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冲突，远离是非，专心过自己的小日子。

所以，先融入、再发声，成为了不少海外华人的选择，也是整个群体的生存智慧。这也是美国学者孔飞力研究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时所观察到的，在处理与政府当局的关系时，“无论任何一方政治都保持远距离”，所以当有一方突然打破这种准则的时候，自然会引起全体社区的不安。

而对于国内来说，这同样也体现了现象背后所代表的华侨工作的尴尬，我们最近总是要宣传发挥海外华人和华侨的作用，对他们进行反向归化，为祖国做出贡献，形成命运共同体。但另一方面，还是借由孔飞力的观察，某些团体会利用母国各种经济和政治政策来谋取个人利益，久而久之，容易把双方之间有弹性的纽带关系僵化为互相撬动的杠杆，甚至升级成冲突。

此外，部分激进的政策也很少考虑到华人的定位问题，到底是有文化认同和血缘关系的远方亲戚，还是只当作有开发价值的潜在资源。如果是前者的话，必然要考虑到群体在现居国和文化下的生存及身份问题，不能一味地利用而缺乏对他们自身处境的考量。

毕竟，像一个华侨网友说得那样：“我们首先已经是所在国的公民”，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根据个人意志选择支持母国的方式，不要违背一个公民的责任即可”。

德国人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之后，通过百多年时间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宗教到文化到饮食，甚至出了三个德裔总统，包括在台上的川普。华人对家乡的执念远甚于西方，在时间的发酵下能产生更大的作用，也许在华侨社区的工作上应该采用更加有技巧的方式以追求长期的双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