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七年“全球最宜居城市”墨尔本做对了什么？

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拥有许多先天优势，亦吸引着众多澳洲移民定居于此。但即便有连续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发展就达到最高阶段。成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还需要“后天努力”。

15岁出国的宋丹子去过不少地方：她先在新西兰念高中，后又去墨尔本接受高等教育，因为研究项目，她在日本和美国旧金山也住过几年，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墨尔本。日本生活充满压力，宋丹子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半夜12点，周末还得加班。“那里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加州似乎要轻松许多，但优秀人才太多，不拼命抓住机会，其他人就会抢先一步，压力并不比在日本时要小。新西兰则是另一个极端，因为经济发展还是以农业为主，人们的工作生活比较闲适。

“最终回到墨尔本是因为这里的氛围刚刚好，工作和生活都能兼顾上。”同在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的会友王宇飞也有相同感受。他在墨尔本创立了一家与石墨烯材料生产相关的企业，与来自中国的生产商合作，开拓该材料的商业化应用。“乍一看这座城市，似乎没那么多特牛的地方，机会也不像加州或者北上广深那么多，但均衡下来你会发现，生活舒适度高，城市也在尽可能为个人发展提供帮助。当我国内的同行还在应付领导和繁琐审批流程时，我则用更多时间专注在技术产业化上，效率并不低。”为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居住者能获得工作生活平衡，一座城市要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但想要成为“最宜居城市”，这些还不够。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为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评估标准，宜居城市们不仅得让居住者幸福感爆棚，还得具备肉眼可见的硬实力。比如，城市的安全稳定性（Stability）、居民的医疗健康（Healthcare）保障、文化与环境（Culture & Environment）、教育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拿这些标尺度量后，墨尔本在2011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它在这位置上一坐就是七年，打破此前由温哥华创下的六连冠记录。

作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拥有成为“宜居城市”的先天优势。气候成为该城市拔得头筹的优势，南太平洋的暖流带来温和的气候条件，为宜居提供了不错的环境支撑。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掘金运动，将移民文化植入该城市的发展轨迹之中，文化包容成为一项传统。得益于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墨尔本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经济学人智库认为，即便在澳洲境内，墨尔本的安全状况也要比第一大城市悉尼更好。但即便拥有这些先天优势，想要打败竞争对手拿到“最宜居”的Title也不是那么容易。教育、医疗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后天素质”更能看出一座城市到底够不够格。令人惊讶的是，墨尔本似乎做得都不错，在建立“宜居”城市思路上，它还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思路，甚至将“宜居”的荣誉发展成城市卖点，为促进贸易往来招揽更多新生意。

邮编“3000”计划

1980年代的墨尔本市区，到了夜晚会变得空荡荡。上班族们纷纷回到市郊的住所，只剩下冷冷清清的街道与空置的办公楼。当时墨尔本城中心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写字楼，但维州经济并不景气，企业对办公室的需求远低于市场供应。为了城市发展，墨尔本市政府在1992年开始一项激励性的城市复兴战略——邮编“3000”。其内容是将许多旧办公楼改建成公寓，一来是适应墨尔本不断增加的学生人口，同时也为城市聚集更多人气，让它变为24小时不夜城。2000年左右，市中心CBD的住宅建筑开始急速增多，城市中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标性住宅大楼，包括2006年建成的南半球最高住宅——尤里卡大厦（Eureka Tower）。公寓数量增加，不仅带来人气，围绕人们衣、食、住、行和娱乐的消费产业也发展起来，最明显的是城市里酒吧、咖啡馆和餐厅数量猛增，这里不再只是上班族们挣钱的地方。土生土长的墨尔本人Amanda Caples贡献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在1960年时，整个墨尔本只有两台浓缩咖啡机。在我童年印象中，墨尔本就没有几家咖啡店。但现在你看，咖啡店到处都是，咖啡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变化就发生在这二、三十年间。不仅得益于政府的发展战略，还要归功于把咖啡文化传进来的意大利移民们。”从数字上来看，这项战略也颇为成功。据维多利亚州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Rachel Dapiran介绍，1991年墨尔本CBD的居民人口仅为3592人，但201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37325人，25年间增长了近十倍。许多摩天大楼都是在过去三四是年间建成，Dapiran认为这些集工作、生活和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区域，明显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这一传统仍在继续，政府部门的目标发生着微调。Dapiran告诉界面新闻：“对于现在的墨尔本来说，我们需要在市中心建设更多的办公大楼和商业空间，如Arden这类新商业区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在蓬勃发展的知识产业中提供就业机会。”

头部产业与全民福祉

变化的不只是CBD，这座城市的聪明之处在于懂得如何将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毗邻皇家墨尔本公园、位于北墨尔本的三公里中央商务区帕克维尔Parkville是另一处例证。这里的墨尔本生物医学区拥有160多年历史，见证了许多“第一”——墨尔本的第一家综合医院、第一家儿科、妇科、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以及墨尔本第一所大学都始于这片区域。它还拥有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医学研究机构霍尔医学研究所（The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以及莫纳什大学的一个分校区（前身是维多利亚州药学院），后者的药学专业在2017年QS榜单上排名全球第二，紧跟哈佛之后。别小看了机构的密集程度，频繁合作正受益于此，研究所、大学和医院形成“结伴式”发展。在该区域，对病例的研究成果很快转化成临床应用、医学生的实践机会相比其它高校更多，患者的健康保障也随之提高。生态圈的价值显现出来，政府借势在该区域推出集中发展规划，成立墨尔本生物医疗园区（Melbourne biomedical Precinct，简称BMP），引入不少像澳洲最大生物技术公司CSL这样的企业，生物医疗成为墨尔本的头部产业。这对宜居城市的意义重大，对城市居民而言，医疗保障往往是安全感的底线。得益于头部产业的发展，惠及普通居民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人工受孕技术和宫颈癌疫苗普及就是其中代表。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0年曾发布过一组数据，全球有4850万对夫妻尝试5年怀孕但仍不成功，不孕症可能在此100年内成为仅次于癌症、心血管病之后的第三大疾病。有数据称，在澳洲每六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不孕症的困扰。位于墨尔本的莫纳什助育中心（Monash IVF），在197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个试管胚胎，此后该机构开始专攻不孕症的研究。人工受孕和试管婴儿技术随后在澳洲普及开。政府还加大补贴，接受该技术受孕的夫妻通过公费医保之后，只需自行支付约5500澳元。一度流行的宫颈癌HPV疫苗也起源于澳洲，首支HPV疫苗Gardasil就是在墨尔本研发成功，后在美国和香港地区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该疫苗被研发（2006年）后不久，澳大利亚从2007年就开启了国家性的接种计划——全澳中学在校8年级学生（12-13岁的男孩或女孩）都能免费接种。今年初，刚上市的九价疫苗Gardasil 9取代此前的四价疫苗Gardasil 4也开始普及。从巨额的财政拨款来看，这座城市的生物医疗受到偏爱。全澳大利亚对生物医疗的研究拨款，有40%投入到维多利亚州，主要被墨尔本的MBP和莫纳什大学所瓜分。墨尔本政府因此新建地铁线路，使人们可以更便利地前往园区就医。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Dapiran这样评价到：“研究机构、公立医院和大学紧密相连，产生了集群效应，这不仅创造广泛合作和意见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创新技术的发展，还有效扩展了市场空间，当然也为墨尔本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科学家们

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取决于身边人，如果邻居们素质高，你的生活体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聚集的研究机构给墨尔本带来了全球高端人才，这是城市的一笔财富。重点是，无论肤色和文化背景，这批外来群体想干的事情很容易获得支持。这座城市很明白，不管是研究项目产出了成果，还是创办的企业挣到了钱，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1994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开始一项特殊的讨论——在学校成立中医学系。来自中国的薛长利被推到前台。他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当时RMIT里为数不多、有中医背景的教授。他被任命为该系系主任，此后20多年将中医学科在澳大利亚广泛传播开来。薛长利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是时任校长Professor David Beanland的魄力给了他偶然的机会。因理工科而闻名的RMIT，刚刚发展起生物医学学科，起步要比墨尔本其他高校慢，拓展新领域很关键。“David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学者，他认中国将是21世纪发挥相当影响力的国家。中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1990年代的墨尔本还没有一所公立学校开办相关专业，但人们对中医兴趣在上涨。另外，尽管每年政府将税收的26%用于医疗保健，但老龄化和慢性病一直困扰人们的健康问题。澳洲在90年代初，对辅助性医疗进行了定义，中医成为其中一种。在随后的几年，薛长利组织团队翻译教材，邀请科学家们来搭建科研团队。稍有研究成果之后，资源们慢慢找上门来。当时的中澳商会会长捐赠给RMIT一笔经费，薛长利借助在世界卫生组织担任顾问的人脉，邀请全球传统医学界的900位行业专家召开一次研讨会。“那次大会对我们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很有帮助，我们因此积累一个12000人的数据库。”聊到自己的成就，薛长利认为城市提供的氛围很重要。“如果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功，你必须选择一个很好的科研环境，即便压力很大，但机会也能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也在墨尔本找到自身价值，他们还成立一个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集结不少像宋丹子和王宇飞这样的年轻科学家。“我们其实都有本职工作，像宋丹子正在莫纳什大学做艾滋病疫苗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去年她成立自己的公司，从事远程医疗培训。而我自己此前也在墨尔本大学读博，之后创办企业。这个协会就是希望对创新创业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王宇飞发现，墨尔本和北上广深不同的创业氛围存在优势互补之处，给在这里的中国人才们更多发展空间。国内的创业热情、投资额度要比澳洲高得多，但墨尔本也有自己的特色。以注册公司来说，在这里申请执照或注册企业只需要个人提交合理证明即可，而在国内，则需要一级级的审批，投资款项的申请更是如此。“如果把这里的高科技优势和国内热钱结合起来就好了。”王宇飞感叹到。无论如何，科学家们总能得到优待。政府部门还专列“首席科学家”来指导城市发展，这点更有象征意义。具有药理学背景的Amanda Capels在两年前成为墨尔本的“首席科学家”，那时起，她开始思考自己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哪些附加价值。“这个岗位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也有，但更像是名誉角色。墨尔本则不一样，它的智力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Capels现在的主要工作不仅与教育部打交道，想方设法增加学生们学习STEM专业的热情，还得与交通、车辆管理部门合作，为城市新建的地铁线路提供智库支持。“我们将投标公司和大学工程学院建立联系，他们合作出一系列的方案，让政府更明智的搭建公共交通系统。”

保持咖位的困扰

如此看来，拿下头衔的墨尔本的确有两把刷子。墨尔本市长多尔（Robert Doyle）曾在蝉联最宜居城市的称谓后说：“这一世界纪录是所有墨尔本人都应深感自豪的傲人成绩。”但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称谓而感到兴奋。宜居和发展之间的平衡往往难以把握，有时还会相互掣肘。一些更为现实而深刻的挑战困扰着这座城市。今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一份城市发展报告，该机构合伙人萨克斯认为，现在的墨尔本存在这样的尴尬：距离城区越远，机会就越少。资源分配的倾斜，拉大内城外城的差距，无论就业、医疗、教育还是交通服务上，外郊都显得尤为不足。人口增长让问题变得更为棘手。澳大利亚《时代报》曾就墨尔本的宜居度做过一项读者调查，一位读者这样做出反馈：“十年前，我可以在车站旁停车，火车上总是有座位。 五年前，我在车站旁边一片未铺砌的场地找停车位。 两年前，我不得不跑到车站周边的街道停车。现在，连街道也停满了，我必须在距离较近的车站停车，然后走一站路去火车站。”按照人口增长速率计算，30年后，墨尔本的城市规模将接近目前的伦敦和纽约。而该城市的CBD也将扩张到North Melbourne、Footscray和Fishermans Bend，就像读者反馈的那样，人们在交通上所要花费的时间将增加。这也是规划部门坚持“大兴土木”的原因。“我们目前市中心的轨道车站Hoddle Grid建成于1837年，多年来一直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然而，这样一个。6*0.8 km的区域已不足以为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地带服务——我们需要扩展它。”Rachel Dapiran对界面新闻评论说。即便有连续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发展就达到最高阶段。墨尔本政府在去年提出一项“2017-2050战略”或许能说明这个城市对自己的定位。计划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明智地计划和投资，为了适应更多元化和更老龄化的人口特点、打破城市扩张和拥堵之间的矛盾、解决住房负担能力的问题、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社会和经济机会。”人定义了城市，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乃至澳洲移民都要接受城市需要不断进化的事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无锡澳星移民是无锡移民中介权威品牌，如果您对澳洲移民感兴趣，欢迎致电无锡澳星移民公司0510-82737868。